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初的打算

 古典文学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1-10 11:32

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

会师后的工农红军共有10万多人,下步战略方针需要迅速决定。对此,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和中共中央意见分歧。毛泽东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内形势的变化,以及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,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,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,这既便于进一步发展壮大,也便于东出晋冀抗日救国。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,想躲开敌人,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,休养生息。

遵义会议前后,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、吴奇伟两个国民党“中央军”纵队,还有川、黔、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,对红军所在的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。形势再度危急,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。在此情况下,刘伯承、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“打过长江去,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”。

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积极准备,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。蒋介石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,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,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。很快,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,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,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。

此后1个多月,为摆脱敌人的夹击,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的山岭间东奔西突,穿插往返,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“得意之笔”——四渡赤水的胜利。接着,红军南渡乌江,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,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。

4会理会议

2遵义会议

1935年2月7日,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,暂停渡江计划,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,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。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,当天便作出指示:“根据目前的情况,我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。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,我野战军应以川、滇、黔边境为发展地区,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,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。”

毛泽东曾说:陕北是落脚点,也是出发点。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,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。然而,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初的打算,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,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的结果。整个长征途中,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次变化。

云贵川边根据地

会理会议后,中央红军以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抢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,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实现会师。

为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,两河口会议同时做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守军、夺取控制松潘地区的决定。中革军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,决定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。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这时节外生枝,他借口“统一指挥”和“组织问题”没有解决,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。为团结张国焘,中共中央于7月中下旬在黑水、芦花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,直至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,张的态度才有所松动。经过这一番折腾,红军已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,陷入胡宗南和川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。不得已,中革军委撤销松潘战役计划,改行夏洮战役计划,要红军穿草地北上甘南,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苏区根据地。8月底,中央机关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,攻占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,打开了前往甘南的通道。张国焘此时却又变了卦,他明确表示反对北上,拒绝横穿草地同党中央会合,率领左路军掉头南下。

3扎西会议

川陕甘根据地

www.513.net,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

为统一思想认识,6月26日,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,着重讨论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。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,从便利作战、群众条件、经济条件等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之处,认为如陷在川康就没有前途,要求红军迅速向前,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。经过讨论,会议终通过了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》,决定“首先取得甘肃南部,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,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、更广大的基础上,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。”

川黔边根据地

5两河口会议

1黎平会议

川西北根据地

1934年12月11日,红军到达湖南西陲的通道县。12日中午,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,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。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这一情况出发,力主西进贵州,王稼祥、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。晚上19点半,中革军委下达了“万分火急”电,命令部队继续西进,但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北上计划。

9月9日,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,并有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明显意图。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令,赶忙向毛泽东报告。毛泽东随即同张闻天、博古等紧急磋商,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,不仅没有可能,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。当晚,毛泽东在红三军驻地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连夜迅速脱离险区,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,并通知已进到在俄界的红一军团行动方针有变,原地待命。

黎平会议后,红军进行了缩编,部队轻装前进。本着避强打弱不避战的方针,红军一路势如破竹,连克数县,抢渡乌江,轻取遵义。

6俄界会议

2月16日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,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,而在云、贵、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。同日,中革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,红二、六军团,红四方面军,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。此外,根据军委指示,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,并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,开始为根据地建设做准备。

扎西会议后,经过整编的红军二渡赤水,回师遵义,取得了娄山关大捷。娄山关一战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加8个团,俘敌3000余人,取得了长征以来大的一次胜利。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,也为实施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。根据形势变化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,赤化全贵州。

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,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,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、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。南渡乌江后,中央红军佯攻息烽,逼近贵阳,同时作出东出湖南的态势。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救驾,红军遂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,乘虚向云南急进。进入云南境内后,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
1935年10月,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的中央红军在“屈指行程二万”之后抵达陕北,率先为这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划下了一个休止符。

15日,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,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。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,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。经过激烈争论,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。会议通过的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指出:“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,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,并且是不适宜的”。随后,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,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,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。

他们的理由有四: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;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,人烟稠密,经济条件远比黔北好,便于立足就食;三是川北背靠西康,后面没有敌情;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,当地军阀又排外,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。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,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,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。

5月9日,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,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12日,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决定立即北上,同红四方面军会合,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。

湘江一战,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更为严重的是,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,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,在湖南武冈、城步、绥宁、靖县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“口袋阵”,等着红军往里钻。危急关头,毛泽东提出放弃移师湘西的计划,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,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,但博古、李德不予采纳,依然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上。